沈曾植發起儒教會史事新證
作者：裘陳江（華東師范年夜學歷史學系）
來源：上海書評，2023年5月11包養甜心日
筆者在研討平易近初儒教會的發起時，已經專門討論過沈曾植在發起過程中的關鍵感化（參見拙著《平易近國元年儒教會上海發起史事鉤沉》，《近代中國研討集刊》第8輯《多維視野下的思惟史研討》，上海古籍出書社，2019年，323-328頁）。正如儒教會官方刊物和主事者陳煥章稱：“壬子之春……為儒教會之組織，首謀嘉興沈乙盦師長教師，乙老很是嘉許，允為居中掌管。”（陳煥章：《儒教會悲悼姚菊坡師長教師演說辭》，《宗圣學報》第二卷第五號）“沈君乙盦（曾植）實主其事，發起諸人開談話會于沈宅者屢矣”（《本會紀事·總會》，《儒教會雜志》第一卷第一號）。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此前應用的重要是儒教會一方的公開言說，因在研討過程中常發現其有過度宣傳之弊，故未敢非常包養網評價自負。在后來持續的關注中，筆者又發現了不少新的線索，故試圖從相對更為私密和直接的史料來考證沈氏在儒教會初期發起和國教運動中的掌管、謀劃感化。此次重要應用的是中心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圖書和文明館所躲沈曾植致陳煥章信札，sd包養二人其他通訊以及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等相關資料。中心黨校所躲這批書信，共計二十六通四十五開（下文無特別指出者，均指這批書信），書信多無每日天期或僅署某日，僅一通署有月日，考釋并通讀其內容后年夜體可知是1912、1913兩年的書信，個別如最后一通為1914年4月5日書信。其內容幾乎滿是圍繞儒教會的發開初創（前十一通，時間年夜體為1912年下半年—1913年4月前后），以落第一次國教運動（后十五通，最后四通極為簡略，時間年夜體為1913年秋—1914年4月），此中更有三通關于國教運動的長信對于研討這一問題價值極年夜。故本文根據這一時間和內容的劃分，對這批書信進行考釋和剖析。
陳煥章
第一部門，即儒教會發起及創會初期的組織聯絡。平易近國樹立、清室退位之后，由于包養ptt姚文棟、沈恩桂等在上海的組織籌畫，康有為的辦教唆使，沈曾植的居中掌管，以及尚賢堂供給的聯絡平臺，使得儒教會在1912年10月7日（農歷八月二十七日年夜成節）于上海山東會館順利創立。當時面臨的重要任務，即是包養女人盡快尋求組織和宣傳的擴年夜。此前研討已經留意到沈曾植在發起時，對于發起人的號召感化，其實在創會初期會員的招募中，沈氏也積極參與。通讀這批書信，年夜體可知是按時間先后擺列。此中第七通無題名時間，但信中稱“明日黎、陳兩君來會，似可請渠演說”，據查可知為1912年12月23日黎養正、陳國權二人在儒教會事務所演說事（《儒教會包養軟體演講圣道》，《新聞報》1912年12月23日第9版），故此信時間可定為1912年12月22日，前六通則應在此之前。此中第五通題名為“二十八日”，信的開頭沈氏問道：“昨禮畢，輿論若何？應撰數語登報否？”所指應是儒教會在八月二十七日于山東會館成立并行祀圣禮事（《儒教會事務所開幕》，《新聞報》1912年12月1日），故可知此信作于1912年10月6日。是以前四通應作于儒教會成立之前，此中第一通稱：“訪姚，晤否？楊子勤、震在廷昨見過，商談報尊孔事，告以我輩辦法，年夜喜過看。兩君皆熱心任奔忙。”第二通稱：“楊、振兩君亟思一談……李君石卿、梅斐奇批準。”第四通稱：“人太少，談話會明日決來不及，宜且緩開。晤姚，談主旨，緩約進會。節與公未晤，約恐推辭。楊、震掉約，亦恐有他故。古微已有避意。”此中所談均為聯絡發起儒教會人員事，如談話會應便是本文開頭所稱發起諸人所開包養甜心之會，觸及人物有姚（姚文棟或姚丙然，前者能夠性更年夜）、楊鐘羲（字子勤）、震鈞（亦作振，字在廷）、李石卿（未知何人）、梅光遠（字斐漪，即斐奇）、梁鼎芬（號節庵，即節，多通書信中提到）、朱祖謀（字古微）諸人，此中年夜多為當時上海遺老圈中詩文聚會的伴侶，從信中可知究竟哪些人物最終列名發起儒教會尚在聯絡之中，且一度不太樂觀。而從結果來看，七人中只要姚（不論是姚文棟或姚丙然）、梁鼎芬和朱祖謀最終列名發起。不過在第五通訊中，沈氏又稱贊楊鐘甜心寶貝包養網羲難得，估計從立場上還是同情儒教會的。
中心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圖書和文明館所躲沈曾植致陳煥章信札，第七通。
沈曾植致陳煥章信札，第一通。
沈曾植致陳煥章信札，第二通。
而在儒教會發起之后，包養網心得除了條件第七通中的黎養正、陳國權二人外，其他尚說起人員多名，如第六通中沈曾植應是應用其曾在安包養管道徽任官的關系，聯系到余誠格之子余節高，稱其“安徽新選議員，愿進會，兼任皖支會事。其人現不在此，由夏君閏枝（筆者注：夏孫桐）交來履歷一紙，可先填券寄與否？”可見此時已在為儒教會分支機構的拓展做盡力，並且可見會員進會方法確如《儒教會開辦簡章》所示：“填具愿書，由介紹人介紹進會。”（《儒教會開辦簡章》，陳煥包養站長章《儒教論》，商務印書館，1912年，98頁）相類似的，如1913年5月20日，與沈曾植份屬嘉興同鄉也時常參與聚會的陶葆廉介紹陳煥章拜訪劉承幹，約其進會包養犯法嗎并請贊助。劉氏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當天的往還經過：“午前陳重遠來（名包養犯法嗎煥章，廣東高要人，甲辰進士，內閣中書）未晤。……重遠又至，余將倉促出門，倩醉愚見之。……以重遠現為海寧路儒教會事務所總編輯，且伊之來訪由拙存介紹，乃先至拙存（筆者注：陶葆廉）處，未晤。遂至重遠處，一見如生平歡，并晤其弟明遠，長談很久。先是拙存慫恿進儒教會，其會由沈子培、梁節庵諸公發起，舉重遠主其任，現今一切皆由重遠擔任，并無劻勷，甚形辛勞，而會費亦甚支絀，似此任勞任怨，亦可謂有功儒教矣。余允助經費洋二百元，遂填志愿書。”（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第三冊，國家圖書館出書社，2016年，103-104頁）從劉氏日記可知，由于是浙江的年夜同鄉，加上政治認同附近，劉氏本與沈曾植包養ptt、陶葆廉等遺老時常聚會，陳煥章能拉家資豐厚的紳商劉氏進局，此中也有沈氏的感化。此外，如第八通有李某（猜測為李佳白）必定請求與陳煥章晤包養網ppt談，也是沈氏居中斡旋，勸陳氏鑒“于教務不無關系，諒公不憚一行”，且可為其備好車馬以供應用。第九通中又有“皖人程演生擬設國學社，來謁三次，未得晤。其人寓哈同花園，擬請公或稼甫訪與一談，果有志操，可聯絡也”，同樣也是主旨附近之故，且介紹安徽的包養意思人脈。
沈曾植致陳煥章信札，第八通。
此外，除了人員和組織的拓展，書信中也可以看出沈曾植在儒教會創立初期對其他會務的謀劃和指導。一是儒教事務的發展戰略。如第一通中與楊、震包養網評價等人“商談報尊孔事”，應是關于輿論宣傳。第四通中勸告陳煥章“慮事宜審包養一個月，俗說耽遲不耽錯者，宗界會開太急，覆轍可鑒也”。“宗界會”究竟為何會未能確切查證，筆者推測很能夠是“世界宗教會”。關于此會，筆者在此前的研討中便已關注，就姚文棟參與發起該會、會中人脈與儒教會的重合等問題已有必定介紹。而沈信的口氣，認為該會召開“太急”，以其為“錯”、為“覆轍”，則顯然對其組織情勢或發展戰略不甚滿意包養行情，勸陳煥章引以為戒。從現存文獻中也可以看到，該會從1912年3月召開發起，人員、主旨幾乎無任何限制，確實過于蕪雜松散，且發起人姚文棟已將重心轉進儒教會，故其活動也基礎在1913年頭結束（今朝可見1913年2月另有世界宗教會開會演講的報道，如《世界宗教會按期演講》，《申報》1913年2月15日第7版），維持僅一年擺佈。二是《儒教會雜志》的編輯出書。如第十通中，提到“《包養站長雜志》”，應便是儒教包養網單次會初期的會刊《儒教會雜志》，故此信應是在該刊第一期出書期近之時，即1913年2月前夜。沈氏就其“簽題”唆使“自宜用古微所書，姚書第二期可用之”，且已由李梅盫（李瑞清）傳話，不過今朝所見《儒教會雜志包養價格》的刊名并未應用任何人的簽題，不論是朱祖謀還是姚文棟（或姚丙然）。而第十一通中更有關于該刊的組稿事宜，此中提到“孫君”應是指孫德謙，信中稱：“《授命篇》抉經執圣，伏董之遺，若潤之七緯宏辯，彌足莊嚴。圣教儒俠雙觀，陶詩乃彌增華妙，陶公年夜儒，證據昭章。鄙昔以義士讀之，所見猶為淺短，今乃更增一解矣。”可知談論的是孫德謙在《儒教會雜志》第三期所登載的《孔子授命立教論》和《闡陶》二文，沈氏評價頗高，別的信中還提到《釋鬼神篇》，則是張爾田在統一期登載的文章。孫、張二人本為沈氏周圍的主要護法，在參加儒教會后也一向是會刊的主要作者，且二人在陳煥章1913年進京之后一度成為《儒教會雜志》編輯部的實際負責人。《儒教會雜志》第三期于1913年4月出書發行，故可知此信年夜體作于這一時期。
《儒教會雜志》創刊號封面
不過沈曾植對于本身在為儒教會謀劃過程中的定位則并非高調，反而時刻在提示陳煥章要堅持低調，甘居幕后。前引第四通訊中沈氏批評世界宗教會召開太急，可見其力主“慮事宜審”、謀定后動。在第九通（時間估計是1912、1913年之交）中，事關其在尚賢堂的某篇講稿發行與否，大要是陳煥章請其刊布，而沈氏則主張：“尚賢講稿斷斷不成付刊（貴老師恐即有后言），徒供彈射，為仇孔者快。何惜稍遲一期再登拙作，無遠慮有近憂，圣訓不成忽也。”“貴老師”顯然指的是康有為，尚賢堂本來是儒教會成立前后最重要的聯絡樞紐之一，儒教會的主腦和相關的社會名人多有在該會演講儒教的記錄，故應是沈氏在演講后不愿將講稿刊布，其來由一方面認為康有為自會有言說，另一方面估計是信中有批評仇孔者的文字，不愿為本身招來口舌之禍，當日儒教會刊物和其他報刊中確實也沒有沈氏在尚賢堂的演講稿登載的痕跡。
《昌明儒教經世報》創刊號封面
而在1913年秋，國教運動勃興之時，沈氏又在兩通書信中對陳煥章公布二人往來書信尤其是沈信內容提出反對。在第十四通中，沈氏稱：“登報究嫌太急，不知何人主張。觀中年夜字之不倫，可知報家之不甚贊同矣。補救之法，只可看閣下堅持究竟，后信千萬不成輕出。”此處刊布的書信內容未能確知，但觀前后書信，應是有關國教運動的論說，故陳氏未經批準私行將二人通訊登報，惹包養網比較起沈氏惡感。在第十六通中，沈氏明確指出：“不才與公議論，皆一室之言，其言質直，似不便以之登報。或公同愚見，另作論說可耳，論說中稱某師長教師言則無妨。”揣測沈氏的意思，其實并不反對將相關論說公布，只是不愿意裸露本身的成分。在清楚沈氏的立場后，回過頭翻閱史料，確實其公開論說儒教的文獻少之又少。不過筆者還是找到了一通公開發表的書信，作者是沈曾植，但將之發表的卻是陳煥章。更有興趣思的是，書信原作于1913年4月，而發表則是在十年之后的1923年6月，且沈氏已于前一年的11月病逝。這通書信的產生以及發表過程，剛好與前幾通書信反應的沈氏心態相吻合。該信名為《答某君論儒教會書》，公開發表于1923年6月出書的儒教會后期會刊《昌明儒教經世報》的第二卷第五號，在文首有陳煥章所撰識語一則，詳細介紹了這通書信的緣起：
癸丑四月，某君貽書于沈子培師長教師，意存規諷，而文不對題。師長教師以示余，余讀而笑置之。師長教師年夜怒，堅命余作答，余謂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且此書又是貽師長教師者，何勞余回答乎？師長教師謂書中有重遠師長教師四字，且儒教會以君為主，必須君知名作答，并登諸《儒教會雜志》，庶足解人之惑。余不得已而應之，撰稿數千言，呈諸師長教師。師長教師稱善，惟欲易余所謂君臣之義一段，而代以此文。余不敢以己名而冒用師長教師之文章，而師長教師又不欲顯其主名，故卒未登報。今師長教師往矣，捧讀遺稿，悵慕益深，謹登載報端，以傳諸全國后世。癸亥七月，陳煥章識。
陳氏題名的時間為7月，與出書時間稍有收支，但無甚年夜礙。從識語可知，1913年4月，某君致信沈曾植（其實應是致信儒教會，故信中也說起陳煥章），應是對儒教會諸人提出“規諷”（批評）。沈氏在收信后轉給陳煥章，陳氏自道笑而置之，卻惹起沈氏年夜怒，且命其作答并公開發表。從陳氏的口氣可以看出，本身完整處于被動逞強的立場，沈氏則極為主動積極。但在完成后，二人又產生了不合，沈氏不滿足于陳氏“論君臣之義”一段，且主動代撰。陳氏則不愿出己名而發表沈氏的主張，此中關鍵提到“師長教師又不欲顯其主名”，所以當時未能登報公開。而在十年之后陳氏得以登載遺稿的方法，同時又將其與沈氏不合的一段也一同附后登載，藉以宣傳儒教。陳氏自撰的部門登載時也用了雷同的文章名稱，其在引言中接著補充：
癸丑四月，余被沈子培師長教師強作此書，其文甚長，師長教師留其全稿于家，而割出此段，欲以其所作者易之。余既不敢冒用師長教師至文，故概不登報，而兩俱躲焉。丙辰年夜成節，余在曲阜，發見某君已自刊其論儒教會書，余乃屢向師長教師索回余當日作答之原稿刊之。奈師長教師均謂遍求不獲，此亦一憾事也。今既登師長教師遺稿，包養意思故并附登此段，以見原文之一斑，而就正有道焉。
此時沈氏已經物故，可以說是逝世無對證了。不過要留意的是，陳煥章一貫善于夸張其詞，所言未可盡信，但年夜體可以佐證沈氏堅持匿名的立場，以及二人在宣傳戰略和意見上存在不合。
據陳煥章所言，沈、陳二人在“君臣之義”與儒教的相關問題上存在不合，由此也可進一個步驟推論沈氏這般低調的緣由。“君臣之義”是清遺平易近自然堅持的年夜義，而這一帝制時代的天經地義卻在平易近國無處安頓，那么既然發起儒教會宣揚圣教，“君臣之義”在內的綱常名教天然也是遺老們參與包養違法此中的事理地點，也是其與陳煥章的一起配合基礎。但從后來的歷史來看，陳煥章雖然身為末代進士，也吃過清朝的俸祿，卻對于復辟帝制興趣不高，其用力地點更多是謀求在共和的既有框架下從頭安頓儒教位置。所以這一不合也成為1917年丁巳復辟時，清遺平易近與儒教會分道揚鑣的根結。原來沈曾植在《包養故事答某君論儒教會書》中開篇即年夜談：“東方國以君主為國性……雖治道極盛至年夜同，猶為君主國，中華自古無平包養站長易近主觀念，故中華斷不克不及成平易近主國體。”而陳煥章文中雖然同樣在談“君臣之義”，但卻是將“君”字回歸古義，以便適用于共和時代，不將其限制在“天子”上，信中稱：“嘗求諸古誼，則凡共任職事而有高低之序者，皆君臣之倫也，非獨天子而后謂之君也。……以弟解釋之，儒教之君，并無神圣不成侵略之處。”后來沈、陳決裂之日，沈在另一通致陳的信中便明言：“至此猶畏歹徒之口，不敢言君臣，不敢言儒教，其人非不識事理，乃不識短長，不識存亡耳。……足下若能持此義為宋硜，則乘此機會，正可昌明儒教；若畏懦不敢昌言，則不如早歸，不談儒教為得也。……公以儒教為職志，固明明有君臣之學也。而諱言君臣，得免懸驢頭賣馬脯之譏乎？”（王益知注釋：《沈曾植函稿》，《近代史資料包養妹》總35號，中華書局，1965年，包養app87-88頁）是以，筆包養dcard者認為或許當時真如信中明面上所講，沈氏為免暗裡“質直”的議論，在公共輿論空間中惹起過度的喧騰。但若是參包養一個月價錢照儒教會在創辦初期的宣傳行為，則是生怕刊布得不夠，故沈氏這般堅持，應與其為背后更年夜的政治抱負——清室復辟——所羈絆有關。自從1912年清室退位后，復辟之議始終沒有斷絕過，而與前文所論沈、陳二人通訊幾乎統一時段，1913年4月時率武衛前軍駐扎兗州的張勛在“溥偉等人慫恿下，一度躍躍欲試，密謀從兗州發兵襲取濟南，發動復辟”。此后6月二次反動爆發，江蘇的混亂局勢也成為策劃復辟諸人重視的年夜好時機。而包養sd上海的復辟策劃中間即是沈曾植的居所，“概況上詩酒往還，實際上是密商年夜計”（申君：《清末平易近初云煙錄》，四川國民出書社，1984年，72-74頁）。所以在復辟暗潮涌動之時，沈氏很能夠確實不愿就“君臣之義”的討論進而牽涉國體問題，防止公開卷進儒教論爭這一輿論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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