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風騷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論及“南朝人物”或“晚唐詩”，抑或二者并論時，往往有人會搬出這兩句詩。說到“六朝”，也常常援用此句，是為：“六朝人物晚唐詩”。若談“魏晉”，則又釀成：“魏晉人物晚唐詩。”統一句詩竟有三種版本，使人不由要問：畢竟是哪朝人物晚唐詩？
這兩句詩，出自japan(日本)漢詩詩人年夜沼厚（1818-1891，字子壽，號枕山）之手。枕山活潑于江戶末、明治初，生平詩酒風騷，可稱一代名流。二十世紀三十年月，枕山的這兩句詩常常見諸周作人筆端。1933年農歷重五，周作人在北平“后門橋畔店頭”可巧得見“永明三年磚拓本”，“永明”即南齊武帝蕭賾年號，認為“南朝物”，他便想起了枕山的詩句。（《題永明三年磚拓本》，原載《人世世》1934.6，支出《夜讀抄·苦茶庵小文》）。1935年，周氏頒發《東京散策記》一文，傍邊說起永井荷風《下谷叢話》“第十九章中引有年夜沼枕山的盡句”（原載《人世世》1935.5，支出《苦茶漫筆》）；同年頒發的《japan(日本)管窺》（原載《國文周報》1935.5，支出《苦茶漫筆》），又談到此事，并完全援用了枕山詩：
年夜沼枕山善作漢詩，我現在在永井荷風的《下谷叢話》中看見他的一首《雜言》之一，很是愛好，后來買到《枕山詩抄》，在初編卷下找到，詩云：“未甘冷漠作生活，月榭花臺發興奇。一種風騷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
枕山詩名盛極一時，他的詩集在幕末時代已是滯銷書（周朝暉《年夜沼枕山：japan(日本)漢詩最后一抹夕陽》，《書城》2021年5月號）。《枕山詩抄》曾于japan(日本)嘉永二年（1849）刊印，僅一冊。枕山自言愛好小詩“一語勝人千百”（《自序》），故此刻專收盡句，但傍邊未見這首《雜言》詩。后來枕山的詩作幾經編刻，在梓行于安政六年（1859）的《枕山詩抄》“初編”（圖1）之“卷下”，剛剛尋獲周作人昔時見到的枕山原句，正寫作“一種風騷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圖2）。
圖1 《枕山詩抄》初編，安政六年（1859）刻，現躲東京年夜學綜合藏書樓
圖2 《枕山詩抄》初編卷下
永井荷風的《下谷叢話》，撰成于“年夜正十五年丙寅早春”（荷風《自序》題名），即1926年。此書發布不久，周作人或已從中得知枕山盡句。按《周作人日誌》，1930年8月20日的下戰書，他曾遣人到廠甸取一副裝裱好的條幅，要贈給那時還在讀高中的小友王心笛（年夜象出書社1996年版，下冊，第106頁），條幅的內在的事務便是枕山這首七盡，只惋惜條幅原作后來佚掉（王圣思編著《辛笛與天津》，天津社會迷信院出書社2018年版，第53頁）。
彼時髦與周作人過從甚密的門生沈啟無，也在文章中征引過枕山詩句：
japan(日本)年夜沼枕山有詩云：“一種風騷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南朝人物與晚唐詩并說，此意甚美。竊認為六朝文章命根子，唐人詩賦中見其華彩，初唐王子安，簡直全學庾子山，四杰之中此人最心愛，惜乎逝世得太早，不克不及如庾信文章老更成耳。（《六朝文章·閑步庵漫筆》）
此文頒發于1935年6月（《文飯小品》第5期），根據周作人提到枕山詩的時光，沈氏得聞其詩當是秉承“師說”。
約半個世紀后，當馮至在《談梁遇春》（1983年撰成，次年頒發于《新文學史料》第1期）一文中征引枕山此詩時，已不知作者是誰，只是含混憶及“我們還觀賞那時不知從哪里聽來的一句詩：‘六朝人物晚唐詩。’”不單不明出處，原詩的“南朝”也記成了“六朝”。據馮至自道，他與梁遇春的來往，“在1930年從晚春到初秋不外五六個月”，可以推算，這句詩應在1930年年齡間的某一時辰成為他們的配合話題。
1932年，梁遇春不幸病故，非惟“文壇一喪失”，老友廢名亦“年夜為頹廢”（周作人復施蟄存函，沈建中編《施蟄存師長教師紀年事錄》，上海古籍出書社，瑜伽教室上冊，第181頁）。廢名寫于1936年的《三竿兩竿》（《世界日報·明珠》第15期），仍念及這位“亡友”：
六朝文不成學，六朝文的性命仍是不竭的發展著，詩有晚唐，詞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根子也。在我們古代的新散文里，還有“六朝文”。我以前只喜好六朝文，在亡友秋心居士筆下，我才了解人各有其限制，“你不克不及做我的詩，正如我不克不及做你的夢”，此君殆六朝才也。
在這里，廢名明面上未引詩，但“六朝人物晚唐詩”之義可謂呼之欲出。馮至與梁遇春交游，緣于1930年廢名開辦《駱駝草》。講座場地或可想見，廢名應同馮、梁一道，“觀賞那時不知從哪里聽來的一句詩”。也正在那時，廢名等人在周作人講席之側，潛移默化，不難從其口入耳聞枕山的七盡，只是在口耳相傳的經過歷程中，詩句的出處變得不再緊要，明日黃花后，字詞也產生了些許變異。
無獨佔偶，汪曾祺在《談作風》（《文學時報》1984年第6期）一文中，追想“在年夜學的時辰，我有一陣偏心王維。后來又讀了一陣溫飛卿、李商隱”，說起那時“有一小我說得更為坦白：‘一種風騷吾最愛，六朝人物晚唐詩。’”汪氏異樣不記得詩句作者，且“南朝”也記作“六朝”。
汪曾祺引詩，為的是說以溫、李為代表的“晚唐詩”，不甚措意“六朝”仍是“南朝”，大略情有可原。另如顧隨講晚唐詩，亦引作“六朝人物晚唐詩”（《退之詩說》，支出《顧隨選集》卷5，河北教導出書社2014年版，第365頁），自有核心地點，故不計較其馀。馮至則分歧，他與梁遇春關懷的，恰是“六朝”和“晚唐”的人與詩。所以引詩后才會說：
在六朝和晚唐極端凌亂的時期，能發生那么多超脫陳規、鄙夷禮教的人物和一往情深、動人肺腑的詩篇，是中國汗青上特別的光榮。（《談梁遇春》）
以“超脫陳規、鄙夷禮教的人物”對應“六朝”，又以“一往情深、動人肺腑的詩篇”對應“晚唐”，即是為那句出處不明卻印象極深的詩句作注疏。
以詩法論，枕山原句無妨懂得為“互文足義”，本不須單論哪朝的人物、哪朝的詩，而是將這兩個時期的人物、文學一并論之。是以字面雖不言“南朝詩”抑或“六朝文章”，其意實已蘊于句中。廢名的文個人空間章雖未引詩，但在他眼中，“六朝文”的延伸線上清楚系著“晚唐詩”。不只這般，縱使原樣照搬“南朝人物晚唐詩”的沈啟無，議論的不也是“六朝文章的命根子”么？更有甚者，學者論及周作人對這兩句詩的“稱賞”，異樣回因于“‘六朝文章’和‘晚唐詩’恰是周作人最為觀賞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高恒文《南朝人物晚唐詩——論周作人和廢名對“六朝文章”“晚唐詩”的特別情懷》，會議室出租《漢說話文學研討》2013年第1期）。質言之，無論知不知作者，能否引據原詩，“南朝”的“所指”，早已置換成了聚會場地“六朝”。
“南朝”“六朝”之易混，實在相當好懂得。所謂“南朝”，特指宋、齊、梁、陳四個南邊朝廷；“六朝”，則算上了“南朝”之前的東吳與東晉。與“南朝”比擬，“六朝”在政權指稱外，還特具一種文明意味。另一面，無論“六朝”仍是“南朝”，時光上固有是非之分，論地區卻一以貫之。是故在議論“南京”這座古城時，也很不難不由自主吟成“六朝人物晚唐詩”。葉兆言《煙雨秦淮》《復古，廢墟上的彷徨》《六朝人物與南京年夜蘿卜》等文皆是這般，似已將時光的“六朝”與空間的“南京”完整相融。不外，葉兆言《南京傳》（譯林出書社2019年版，第78頁）引詩又作“南朝人物晚唐詩”。對此只能說，但為“南京”之故，“南朝”與“六朝”的些許界線應可疏忽不計。
每一個指稱背后，都有其詳細的語義指向，所以有時的訛變或是不自知，或是文人故作狡獪。《馮至傳》的作者周棉提到，馮氏“進年夜學以后”，“就極贊賞‘魏晉人物晚唐詩’”，別生一種異文。盡管此處能夠是論者不曾檢視馮至原文而招致的訛誤，但也可以懂得為有興趣將詩句接進“常識分子為了逃難而在文章談吐中不觸及實際可追溯到魏晉時代”的論域傍邊（《馮至傳》，江蘇文藝出書社1993年版，第28頁）。余秋雨《遠遠的盡響》講“魏晉”，提到“後人的一種說法：能稱得上真風騷的，是‘魏晉人物晚唐詩’”（《山居筆記》，文匯出書社2002年版，第259頁），也不明原詩出處，而將詩句徑改成“魏晉”。嵇康身為“魏晉人物”的代表，有學者談及他，亦難免強即將詩句念作“一種風騷吾最愛，魏晉人物晚唐詩”（王曉毅《嵇康傳·媒介》，“年夜沼枕山”誤作“年夜澤枕山”，上海古籍出書社2022年版，第1頁）。
將枕山詩句誤為“魏晉人物”的語例，不一而足，自鄶以下，不如為公“躲拙”。絕對復雜的一例，是鄧云鄉為《平易近國筆記小說年夜不雅》所寫序文，其文稱：
所引枕山原詩確是無誤，有興趣思的是為《世說新語》立說。依照魯迅的說法，《世說》“事起后漢，止于東晉”（《中國小說史略》，國民文學出書社1973年版，第47頁），蓋將書中時期最晚的謝靈運回進“前朝遺少”，是以嚴厲說來，《世說》中沒有一個“南朝人物”，若引枕山之句作“話頭”，就剛好撲了個空。細審之，鄧云鄉這里的落腳點當在“六朝風騷”，與前論面上引“南朝”、實則稱“六朝”的諸家無異，他想說的生怕仍是“六朝人物晚唐詩”。
從時光范疇看，“六朝”似乎也可將“魏晉”囊括出去。但是，若將詩句吟成“魏晉人物晚唐詩”，則頓生捍格。由於單說“魏晉人物”，已消除宋、齊、梁、陳四朝精華，但要同“晚唐詩”的氣韻相搭配，那么在曹氏父子引領的建安風骨、曹魏的正始玄音、中朝的“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以及南渡后的“平典如《道》《德》論”中，究竟哪個才適合呢？也許仍是南朝的永明體、宮體更符合溫、李興趣，才稱得上“一種風騷”吧。
不知是不是對這句詩過分“熟習”，乃至在點綴篇章之馀，常疏于細思。卻是人們對于“晚唐詩”的記憶非常穩固。一則由於晚唐溫、李等人的作品極為作風化，與初、盛、中三唐盡異，年夜沼枕山便還有“晚開花似晚唐詩”（《臺東看花雜詠》）之句；二則“晚”字屬上聲，在詩句中非分特別重讀，難以忽視，不似“六朝”“南朝”易混。別的，以詩律求之，“南朝”若作“六朝”，于格律無傷；倘作“魏晉”，則“晉”字平仄不協，讀來別扭，似非熟吟舊詩者會犯的過錯。
周作人后來追想昔時蒐集金石的過往，重提“永明”磚拓，自認“磚文生怕是假的”，但他由此引出的枕山盡句，卻在文壇近百年中，驚起層層漣漪（《知堂回憶錄》，噴鼻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0年版，第287-288頁）。一句有固定文獻泉源的詩句，從海內傳到外鄉，不免呈現變形。之所以這般，自有japan(日本)漢詩在中國傳播不廣的緣故，但更主要的緣由，則在于年夜大都援用者似乎并不在意詩句的出處，也不決心尋求正確，只當它是一個美麗的“話頭”，如同“俗話”“老話”。試問有誰真的會在意“俗話”“老話”最先由誰說，最後如何說呢？北朝邢子才曾道：“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北齊書》卷三六《邢卲傳》）清代學者顧廣圻也頗愛“思適”，用以名齋。善唸書者高低求索、擺佈比勘，不難知曉文章本意，時而不測收獲“一適”，真堪玩味，無妨稱之為文獻家之“風騷”罷。
附記：拙文草成后，曾與王楚、劉璇、李倩冉同等道學人分送朋友、交通，諸友識見廣博又各有所擅，惠我很多，在此謹稱謝忱。
第二天，交際部“是的，女士。”蔡修只得辭職，點了點頭。發言人毛寧在海內社交平臺X上轉發了“深
